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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黑暗中的光,是心中酿成的酒——访艺术家王焕青
时间:2017-07-10 10:34   来源:衡水新闻网—衡水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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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黑暗中的光,是心中酿成的酒

——访艺术家王焕青

衡水晚报记者 韩雪
 

那黑暗中的光,是心中酿成的酒——访艺术家王焕青


那黑暗中的光,是心中酿成的酒——访艺术家王焕青

  王焕青是“米羊画室”的另一位成员。这些年,他的经历和艺术创作线索众多,呈多元化态势。打开他的画册,厚重的暗色扑面而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张色彩明艳,创作于早期他在衡水生活的那段时间。离开多年,他现在是一种怎样的状态?30年前的记忆,在他心目中又是一幕怎样的场景呢?

  “如果一定要我在没什么用的工种里挑一个,我应该算是个艺术家”,王焕青这样定义着自己。资料显示,他画油画,做装置,拍电视剧,当制片人,导演话剧,编写剧本,搞艺术评论,创作歌词,做文化项目、策展,教书,策划图书、设计版面……王焕青科班出身(1982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但青少年时期因为时代的原因没能系统接受学校教育,阅读和成长基本上靠自学,就像一个被放逐到荒野的孩子,不得不独自四处寻觅野果和猎物。或许,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很多人都无法回避的命运吧。
漂泊、乡愁与成长
  1958年,王焕青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农村。后来随当工人的父亲来到千里之外的得耳布尔林业局。这是在大兴安岭开发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政企合一的城镇,靠近中苏边境线。那是上世纪60年代,在王焕青的记忆里,依然保留着坐在牛车上被妈妈抱在怀中与故乡告别的乡愁。
  “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跟台湾的眷村文化类似——没有原住民。那个林业局有点像现在的开发区,直属林业部。所有商业、医院、学校、幼儿园甚至墓地都是按图纸兴建,一切都是新的。居民来自全国各地,文化背景都不一样。我家住的房子是苏式的,中间一个宽走廊。邻居有大连的、北京的,还有的来自吉林、四川……由于大家都是异乡人,彼此之间就特别重情义。得耳布尔只有一条铁路,一切生活用品都从外地运来。”
  王焕青小学和初中就读于得耳布尔林业局子弟学校。学校设施很好,就是不怎么上课。他上二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经常停课,阅读就成了很好的消遣。“那会儿小孩们很少有文化娱乐。一年看不了几次电影,看也是重复的内容。所以看书是那个时代小孩们最重要的文化娱乐形式。”
  王焕青看的主要是小说。“新中国出的到七十年代那些小说,我15岁之前几乎全读过。《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之类,后来看现代文学史上的书目,发现不仅是经典作品,一些边边角角的冷门书我都读过。”段秀苍曾说,王焕青的阅读是“照相”式的,速度非常快,一晚上能读完一本书,还把内容讲得头头是道,绝不是囫囵吞枣。少年时,王焕青的阅读还有点饥不择食。
  王焕青说,虽然学校总停课,但还是遇到了一些好老师。“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后来是湘潭大学的校长,政治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的……他们都是支边过去的大学生。”
  “之所以来衡水,是因为我爸爸的一个好朋友是衡水人,他先回到了衡水,然后动员我父亲离开林区——那会儿林区铁路经常中断,社会秩序也不好。这样,1973年的时候,全家就成了衡水人。”来到衡水,王焕青先是在新华路中学读初中,1974年到衡水中学读高中。“后来我经常跟朋友们吹,我出身名校!当我说出衡水中学的时候,他们都承认那是中国最棒的学校之一,对我刮目相看。于是我得赶紧解释,告诉他们,我上学那会儿是衡中的低谷时期,而且我也不是好学生。”
   不过,“那时候,衡中有个特别好的图书馆,是一个独栋的建筑。虽然不大,但里面有文革前各种各样的书刊。这对喜欢拿看书当消遣的孩子来说,实在是有福了。”
  1976年,王焕青从衡中毕业,插队落户到侯店。“现在回想,那段生活对我的影响很大。原先虽然是工人的孩子,但因为是孩子,并没有真正进入到活生生的底层生活的内部。现在好了,你得每天一身土一身汗地改造自己。”
  在王焕青的记忆中,上世纪70年代的衡水,是个充满诗意的小镇。
  1977年恢复高考,王焕青考入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之前,他16岁开始就在衡中跟周传易老师学习绘画。“考学之前我就认识段秀苍,他那会儿当兵,也是周老师的学生。他已经画得很好了,在河北省军区创作组,有一段时间还被借调到《河北日报》做美术编辑。偶尔遇见他,都禁不住肃然起敬。我好像有一段时间还要管他叫‘叔叔’,因为最早见到他,周老师介绍说,这是小段叔叔,解放军。后来接触多了,我费了很多时间才把他这个‘叔叔’给废了,做了他的哥们儿。由于周老师的缘故,我还认识了贡振宝、王学明、王金生、张德伦、王习三等老师,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帮助。”
   “我为什么选择油画?那会儿社会风气不是崇洋媚外嘛,都认为西方的就是好的,而且我也确实喜欢油画的表现方式。”王焕青上大学时,河北师范学院还在宣化。他毕业之后,师院迁到石家庄,后来与河北师范大学合并。母校的消失,让王焕青有些伤感,带女儿寻访校园旧址时,他写下这样的诗句:“荒草接替你我,忠诚地生长,因为没有根,我们只好浪迹天涯……”
米羊画室的“三个小土匪”
  1982年,王焕青分到衡水地区文化局的摄影美术工作室,半年后群艺馆建成,他转到群艺馆工作。“当时,衡水画画的年轻人不多,画油画的极少。小段在画家当中算年轻的,我还得管他叫叔叔……你想,周围都是前一代人,他们有自己特定的文化氛围,我很难融到里边儿去。”
   “我和乔晓光‘搞’到一起一定有某种必然性。衡水就那么大个地方,就那么几个画画的,他是 师大七八级的,分到铁路中学教书,离群艺馆不到一公里。他是邢台人,在衡水人生地不熟,我们俩相遇,就像两个在荒野里一直找不到同类的动物碰到一块儿了,立刻就‘如胶似漆’。我一直觉得那是我青年时代特别值得珍重的友谊。”
   “乔晓光身上诗人的气质特别浓,一旦喜欢什么就会特别投入。本来他是学国画的,但是好像没学出什么快乐。那时候他常给报纸、杂志投稿,画一些题头尾花等装饰作品。有一回他到群艺馆我那儿玩,我正好收了一个陕西富县文化馆寄来的邮件,是张林召的剪纸集。我们一看就晕了。他完全被迷住了,然后就开始做剪纸。”
  “当然,(我们)是好朋友嘛,相互看画,做对方的老师,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对方,也毫不保留地赞赏。他想画油画,我就帮他弄框子绷布刷底子;我刻剪纸,他就会告诉我选什么样的手术刀。”
  王焕青在群艺馆的一项日常工作是收集整理民间美术,但他对此只是好奇。“我们到武强去,就会搜集一大堆木版年画,堆到办公室里。后来因为对西方的现代主义感兴趣,比如野兽派马蒂斯那种平面平涂,用激烈的对比颜色来画画——那些东西照亮了我。回过头一看,我喜欢的与身边这些民间美术是可以融合的,然后我就把两者结合到一起画了好多画。这不仅是创作风格、样式的改变,而是自己整个的美学都改变了。”
   “段秀苍毕竟年龄和我们比较接近,很快和我们成了‘一头儿’的。‘三个臭皮匠’,互相激励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学术的小圈子。”
  关于当年投稿的事情,王焕青的描述是这样的。那时的《农民文学》美编段秀苍手里握有“权力”,杂志需要封面、插图,会有几块钱的稿费,王焕青和乔晓光就去争取、“瓜分”,之后去买书或者喝酒。其实那是季刊,出得并不多。乔晓光画得特别认真,段秀苍也很“挑剔”,经常会数易其稿,王焕青看着都很着急,直说段秀苍“你太过分了”。这种过程几乎会发展成一个小闹剧。现在看来,他们之间更像一种顽童般的游戏。
  三人当中,王焕青和乔晓光年龄身份接近,都是外地人。“虽然我在衡水生活多年,但是没有融入感,和小段在一起就特别开心。他想让我们‘巴结’他,给我们发东西,在那‘嘚瑟’,然后我们就‘欺负’着他,抢他的东西。其实真在乎那几块钱吗?我们毕业工资是56块,当时不算太少了。我们是喜欢这种气氛,他握着那么小的资源,就像手里拿一把糖,他是一会儿给你一个糖豆儿,我们是恨不得全抢过来。”
   “在八十年代,整个中国都生机勃勃。年轻人都在积极思考,大量地阅读,广泛地接触,大家都想有所作为,况且时代也提供了这种条件。你不可能再像前一代人那样安静、从容地自得其乐。”
   “我们的目标是参加国内的美术展览。但是那时候画展特别少,一年也不见得有一个。在1985年,有个首届中国体育美展,我画了《乡间擂台》,得了二等奖。这是一个刺激,意味着在国内美术圈子里被认可。当时国内权威性专业刊物《美术》刊登了这幅作品,很大的一个彩页。能在这样的杂志上露面,对当时的画家来说算是不小的荣誉。那时候这个刊物全国画画的都会看,在上面发表作品,多少都意味着一夜成名。”
  王焕青去拜访河北画院的油画家费正。费正建议他做展览,并介绍他去找当时河北美协主席王怀麒先生。“他们那时候对年轻人特别支持,觉得你有想法有干劲。王怀麒老师说‘没问题,河北美协为你做一个个人展览’。”
   “为像我这个年龄的青年做展览,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让我很兴奋。回来就跟乔晓光说,他觉得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我建议小段我们仨一起做个展览。我一直喜欢志同道合的人合伙做事,觉得这比一个人做更有意义。”当时他们手头上都没有多少现成的作品,于是分头赶了半年多,大大小小准备了将近100件。
   “我想说这件事的有趣之处。我如果狭隘一点儿,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个人展览的话,你今天就不会来采访我。那时候虽然不太清楚,但总体来说,全国一些地方已经有了‘青年艺术家集群’,刚毕业的画画的人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旧的系统不能马上融入进去,单干又没什么大意思,就变成一团一伙的。我们的合作恰逢其时。就像各地都在‘暴动’,我们就是‘三个小土匪’,但三人成众,反倒合上了时代总体的拍节。所以,当时的《中国美术报》《江苏画刊》以及后来写美术史的人,会把我们当作一个个案。”
  “我们之所以显得另类,让一些人大惊小怪,一个是人少,一个是地域特殊。很多人不知道衡水在哪儿,意思是这么偏僻的地方,居然也有人闹出动静。我觉得这说明他们的文化态度成问题。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地方。你上的学和我上的大同小异,你画的石膏我也画过,你看的那本外国人的书甚至和我看的都是同一个版本,你的困难是我的困难,你想的问题也是我想的。极端地说,你的肤浅平庸和我的都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过是在应该觉醒和奋进的那个年龄段,正好没睡着,和这个时代的动势比较合拍,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和国内其他地方的人比,我们做的事甚至更有意义。因为我们从民间美术中和现代主义之间找到了连接关系。我们是有美学逻辑的,不是同时期很多人那种简单直接的模仿。”
  “米羊画室新作展”之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焕青曾和段秀苍合作,画了好多连环画。他速度惊人,一天能画好几十张。但他说,“小段画得好,我画得不好”。因为“好”需要花精力,需要有才华。“那(连环画)是一门很好的学问,跟电影创作一样,需要深入生活、搜集素材,才可能创作出好作品。我画连环画就是为了挣点稿费,不像小段,他是把它当作品去创作。他做事认真、专注。”
   “我1987年调到了师院,乔晓光去美院读研,所谓“米羊画室”也就不复存在。我们按各自的目标、方向和价值观去构建自己的生活,经历应该说还算丰富,但在衡水的日子,尤其值得回味。”
《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及其他
  1991年王焕青到中央美院进修,之后十来年的时间停薪留职做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焕青也曾是我们的同行,而且走得更加高远——他做过一些电视访谈,采访过马三立、陆克文、鸠山由纪夫……拍摄过关于袁隆平、腾格尔、三峡工程移民等专题的纪录片,制作电视剧《边区故事》,导演先锋话剧《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等。做这些事情,就需要提到两个人,杜禹和黄纪苏。
   “杜禹和我一般大,是国内特别有能力的制片人,《我爱我家》就是他制作的。他也发行影视剧、动画片,是电视发行商,拍《焦点访谈》和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我曾经在他那里兼职,做各种文化项目,也有广告宣传策划等‘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些事情对我影响很大,是很好的锻炼。他的朋友圈子很杂,姜文葛优宋丹丹英达……从艺人到商人,包括国际合作。策划、考察、商务谈判……杜禹给我提供一个画室,我在做这些杂事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画画。”
  2000年上演的先锋话剧《切·格瓦拉》,最早王焕青是导演,后来由于其他原因退出了,只是成为主创之一。这部话剧被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全程跟拍,收入中国基础教育教材的语文课外辅助教材。这个剧本的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的黄纪苏。
  “纪苏是国内知识界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作为剧作家来说,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几乎没有人可以接近他”。王焕青说,孟京辉最好的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就是黄纪苏写的。“在西方,格瓦拉已经被时尚化了。黄纪苏是把他当作一个革命符号来写,阐释这个符号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切·格瓦拉》是一个社会史诗剧。这个戏的上演成为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传播率特别高,引起很大反响。”后来,他们合作的社会政治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近30年的社会心理史》成为2006年三联书店评选的十大文化事件之一。
   2004年王焕青调到北京服装学院,回到一个半职业画家的状态。1998年,他就已经定居在北京了。现在,王焕青在美术创作之余,是一系列文化学术类刊物的策划、出版人或艺术总监,主持出版《文艺热点与前沿》《艺术手册》《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文艺理论刊物。“艺术总监不是挂名,而是从整体结构到体例、到视觉包装都要亲力亲为。这些不是商业活动,不挣钱,但是有意思。”
  谈到自己的艺术观,王焕青说,“我们活这么大岁数,经历的事情很多,但只有那些触动心灵的东西才能被记住。这就像蒸馏一堆谷物,得到的酒是极其有限的。这是升华的过程。留在记忆中的,都是你生活的精粹。你的生活不能直接转化成艺术作品,还需要提炼和升华,就像酿酒。”
  “绘画的难度在于,你要把经历过的无数时间浓缩成那么短暂的一瞬。你要在大量的生活里提取极少的精华,就像用一吨小麦酿出这么一点儿酒。”
  王焕青定义自己是个艺术家。他认为,“表达很重要,表达的内容更重要。表达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某些想法,可能适合做成装置,可能适合做成电影,也可能是一本书,一个刊物,表达方式可以灵活选择,我不喜欢被工具所困。并不是所有的想法都适宜绘画来表现,那就换一种媒介。”
向着遥远的方向散步
  问及有没有打算把“米羊画室”拍成一部纪录片,王焕青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没有那么不自信,20多岁做了一件事,50多岁还沾沾自喜,把它看成是人生的高点,不会,那就是青年时代做了青年人该做的事。我承认它值得纪念,仅此而已。我是持续地、按照自己的逻辑,向遥远的目标散步似的靠近。我去年和几位朋友做展览,起名叫‘登山者’。散步还是登山,其实都是比喻。”
  在王焕青看来,散步的形式有可能更好。“其实我说的散步也没这么轻松,是有巨大难度的。康德的好多思想就是在散步当中产生。心灵活动不见得一定要让身体提供相匹配的形式。坐在这儿发呆,看着无所事事,脑子里有可能波澜壮阔。这就是精神生活的特征。画画不是你必须光着膀子一张一张地画,有可能是坐在这儿不断地发呆,一年都不动笔。”
  76岁的尚扬是王焕青的好朋友,也是他心目中这个时代最好的画家。“我们俩没事的时候在一起喝酒聊天。他经常说,半年又没画画了。其实他每年都会有新作品,每年都在发生变化、都在深化。这样的人就是我的榜样。”
  “我有十年的时间没好好画画,但是从没远离美术,而是在其他一些活动中获取了另外的经验。因为艺术创作经常会缺氧——就是你的知识储备、能力、天赋,枯竭了,很难进步。那就不如去干别的,放松自己,去吸收别的养分,补充动力。尚扬每年都得停下来,但他永远在攀登。这多牛啊!他是我喜欢的那种有很高精神生活水准的人。”
   “我肯定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人,而且目标也特别坚定、明确。在艺术上遇到问题,就要把它解决掉。但是艺术中的问题是解决不完的,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有可能看到下一个问题。一重境界一重难度,一重境界一重美。美术的美需要一代代人来建设,对于创作者来说,没资格坐享其成。”
  关于近年来画作厚重的色调,王焕青是这样说的,“很多人觉得我的画很压抑,但我自己认为恰恰相反。颜色和人的关系很神妙,并不是黑色就压抑,白就明亮。不是这样,色彩有自己的生命和发生发展的逻辑。目前这个阶段,我的兴趣在于:在黑里面,让形与色从零开始,我一步一步去识别它,认识它。泛滥地使用颜色是我以前的习惯,我觉得这是个值得质疑的问题。绘画从零开始,表示探讨任何一种元素,比如说色,比如说光,比如说形,我们不能装作胸有成竹,应该从无知无识的状态去摸索它,然后来构成图像。我觉得,对任事情都应该从基本点去探讨。”
  不光是压抑,我们在王焕青的画里还能读到痛苦与悲伤。“如果要从社会学角度概括自己的作品,我想表达的,是我个人的存在感。这个存在感和历史有关,和具体的生活有关,和我作为人的生命状态有关。这个世界是很明朗的吗?那明朗的后面是什么?我用这样的态度呈现了忧虑。‘放心’这个词谁都会说,但这个世界真的让你放心吗?诸如此类,都和我的作品有内在的关联。不是简单的悲观或者黑暗。这里面也包含了某种壮怀激烈,包含了解放的那种欲望。”
   “我知道今天中国美术的缺陷是什么,缺的是那种饱满的、内在的、有力度的精神性。我想通过微光,通过有限的形,通过个人化的表达呈现它,我的作品不取悦任何人,如果有谁偶尔被打动,它就是秘密的力量,冷不防给人一种‘击中’感。以前我曾经写过那么一句自吹自擂的话:假如有谁被这些作品打动,那一定是孤独和孤独撞在一起了。”
   “我当然也卖画,有自己固定的收藏家,要不怎么活下去呢?当然我不是商业画家,不投人所好。我用绘画探索自己,也探索社会。我不见得能做得好,但不偏离目标。经常画得很失败,但是没关系,继续。这是我心目中好的艺术家的特征。”
  王焕青并没有远离公众的视线。中国油画学会、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在场·第二届中国油画双年展(2014)”,他是策展人。“在意·第三届中国油画双年展(2016)”,王焕青展示的是自己的油画作品。
衡水,衡水——
  人是高级动物,却总是渴望像植物一样有个根系来抓住脚下坚实的土壤。飞速向前的社会变革和无法挽留的岁月让这种想法变得奢侈和不现实,精神上的流离失所让很多人惶恐不安。王焕青在自述《发疯的咸鱼——纪念那些远去的和近在身边的……》中,有这样的文字:“我是个不断失去故乡的人,是个不断失去亲情和友情没有归属感的人……每一次迁移,都是情感的割裂。和从前的难以为继,和眼前的不知如何开始。在任何地方我总是外地人、局外人。”
  在王焕青的心目中,衡水是第二故乡。“在我的记忆里就是诗。我的少年、青年时期都在那里度过,那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时光。”
   “我15岁才去衡水,那时衡水是个一贫如洗的地方,我又是一个穷人的孩子,在那里感受到的是一种质朴具体的生活,那么真实。以前没见过蜂窝煤炉子,没见过那种集市,我也没见过那样的农民、那样的树、那么臭的河……滏阳河就在我们家后面,从邯郸那边流过来的水都是黑黢黢臭哄哄的。在东北,都是壮阔的大江大河,涓涓细流都特别清澈,冬季之外的季节非常美,像那种欧洲小城。衡水不是,满城都是煤灰渣子、浓郁的酒糟味。但这对我来说就是诗,因为它和我的生活紧密相连。我曾在那里和父母兄长一起生活,有交往的同学朋友老师,这些在记忆当中就是诗歌。”
   “让我感到难过的,就是我们家住的房子后来都被拆了,变成了楼房。父亲退休去了石家庄我哥哥那里,户口也迁走了,拆迁时当地也就不能给他房子。我再回到衡水,几乎找不到原来住的那个地方。家,已经消失了……”
  “河被整饬,桥被改了,周围有感情记忆的东西都消失了。但是衡水在我记忆当中是活生生的,想起来就熠熠生辉。”《一九七三》是王焕青纪念衡水的作品,他的家,曾在河东新桥边上。
  王焕青说,现在的衡水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城市了,几十年的巨变令人感慨。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足,生活环境比从前好了很多倍。“这是我们期待的生活。然而我记忆中的感情热度没有消退。如果一直生活在那里,当看到眼前日新月异的变化,感觉一定更好。”
  “衡水在易容,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容貌,也许再过5年,衡水会比现在还要棒很多,与今天又会不同。生活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好,就像我现在不用再去抢小段的一个插图。但我不认为我的生活内容比那时候更好。因为精神生活是内在化的生活,改变是非常难的。人们总是希望遵循美德去生活,而对人来说,古老的美德是不朽的。”
  很久很久以前,
   你在家乡的烛光里悄悄对我说,
  我们要过值得过的生活。
  你说天下人都温暖才是真正的春天,
  于是你化作星火,点燃了寒冷岁月。
  你说尊严地活着才是人类正确的模样,
  于是你用牺牲把不平之地变成战场。
  你在绝境里开辟道路,
  在深渊的最深处让希望闪闪发光。
  我当然要和你同行,
  你的旗帜上汇集了万千烈士的壮烈,
  万千战士的力量。
  你的诗意,让我激情飞扬,
  我牢记了你的样子,永远不能忘。
  王焕青说,这首歌代表了他的人生观——努力追求过一种值得过的生活。“我觉得人应该尊严地活着,不是卑躬屈膝的、胁肩谄笑的。实际上做到这是很难的,我们经常在用一种难看的样子生活。很多人活的方式、内容、形态,都是值得推敲和质疑的。”在他看来,文化,是人能化意一切的那个根本的、内在的力量。我们活着,终究需要有一种正确的模样。
  艺术家在普通人眼中多少有些另类,但他首先是一个人,经历和时代的前行同步,思考与困惑与之息息相关。我们在王焕青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起伏转折,还有被映射出的时代变迁过程中色彩斑斓的波光倒影。

采访手记
  电话里的声音听不出年龄,记忆里高中同学也有类似的音质。曲折的跋涉之后将近中午,在有些刺目的夏日骄阳下见到了这个人,简单的T恤、牛仔裤,形容瘦削,发型随意。
  或许,工作室是一个艺术家内心的部分呈现。相信大多数人到了王焕青这儿,都会感觉到一些不明所以:书架、古玩、音响、皮沙发、威士忌、缝纫机、暖气片上一排玩偶,主人座位后有条幅“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辗转回归的油画《北方故事》(1990年),案几对着的是大尺寸画作《要有光》(2016年),再转过来,墙上是尚扬的巨幅油画《大斧劈》。脚下游走着几只精灵般美丽的猫咪,伸出手,小东西们警惕而倨傲地转身离去……这个空间里中西杂陈,童趣天真与佶屈聱牙并列,暗含的秩序与线索若隐若现。交谈的过程中,王焕青表情严肃,言辞犀利,肢体语言简洁而果断。说起某个有趣的瞬间,他的笑声又带出了几分熊孩子的淘气。
  近旁,王焕青的另一个工作室正在进行清理,准备布置成一个摄影棚,接下来要搭建绿幕,拍摄一部独立制作的数字电影《逆行的乌托邦》。那个缝纫机,就是为这部电影制作舞美服装特地新购置的。
  时光仿佛一块巨大而无情的橡皮,轻而易举就把一个人曾经存在的痕迹,以极快的速度抹得干干净净,再也无从寻找。就像行走在沙漠之中,风沙随时都在把过客的足迹掩盖。幸好,这个自带光芒的人行进的道路有迹可循,过去某个定格的瞬间,已经留在了一些人的记忆里。
  在现任衡水美协主席张玉生的印象中,当年在衡水群艺馆工作时的王焕青喜欢踢球,不修边幅,散淡得像一个世外之人,看上去寂寞而孤独(80年代的文艺范儿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他的画室几乎进不去人,满地油彩颜料。专心绘画、读书的时候,他特别不喜欢别人打扰自己——单位里时不时的“开会”让他有点厌烦。然而,真正面对面接触交流起来,王焕青又显得亲切而诚挚,目光中似乎都有温度。
  当我困惑于近些年来他画面上那些旁逸斜出的线条、扭曲纠结的造型和几乎令人窒息的黑色(这也太“哥特”了),甚至开始不着调地胡乱臆测王焕青是不是遭受过什么非人的折磨时,他的朋友、衡水学院的严超老师说,“与同龄人相比,他还是相对顺利和幸运的。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走进大学,毕业不久成名,之后回母校教书、从事各类艺术活动,后来到北京进入高校教学……一路算是比较风光了。他的情怀属于那种悲天悯人,有对时代、命运的反思,有对艺术探索的追求,还有一些哲学方面的思辨,是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有很多超前的意识……这些和个人境遇关系不大,但也不是那么轻松愉快,很难被人理解。然而,能看懂的人会非常着迷,特别喜欢。”
  因为有大量的阅读做基础,加上艺术家独到的思维方式和丰富内涵,王焕青众多的文本作品文采斐然,不自觉地就暗合了节拍与韵律,有着浓浓的诗意。我再用文字去描摹他,会显得很拙劣。好吧,就让他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自己的故事吧。我的种种联想,就算是课堂笔记、旁白或者画外音。
(责任编辑: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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